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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惠河
通惠河的前世今生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的总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起不小轰动,北京人也为之骄傲和自豪。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也是与北京相关的第7个世界遗产项目。北京引以为傲,北京也确实有引以为傲的资本:世界著名运河诸如德国的基尔运河、巴拿马的巴拿马运河、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运河、美国的伊利运河,甚至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国南运河等,在开凿时间和里程上均远不如京杭运河。进入遗产名录与北京相关的遗产点还包括昆明湖及绣漪闸;广源闸、高梁闸、澄清上闸(含万宁桥)、澄清中闸(含东不压桥)、南新仓、平津上闸;与北京相关的河道包括通惠河段主线,玉河故道,长河;后续列入的遗产点有永通桥(含御制通州石道碑)、通运桥、汇通祠、什刹海、白浮泉。这些至今遗迹尚存的河道、水闸、祠堂、仓库、泉眼,构成了千里大运河的肌理,在曾经的岁月里,浓墨重彩地书写过北京的历史。而上述遗产点的重中之重,当首推通惠河的开凿。因为通惠河的开凿,才使上述遗产点得以成立并逐渐鲜活生动起来。

  傍晚,从地铁国贸站出来,南行里余,是庆丰公园,也是著名的庆丰闸所在地。站在庆丰桥西望,暮云合璧之中,大都时帆樯蔽云的盛景,明时大通桥的忙碌,清时崇文门税关衙门前的舟来楫往,以致民国时 “二闸泛舟”的闲适仿佛又出现在眼前,大运河的历史便在脑子里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的大运河在历史上,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浙东大运河时期,当时运河的开凿部分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和北京关系不大。

  第二个历史阶段在隋炀帝统治初期,即隋唐大运河时期。大业四年(608年),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记》)“大业六年(610年),又开凿江南运河,至现镇江达杭州,向北则与永济渠相接。”(据《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志•水利志》)可见,大运河由不同的段落组成,有的是既有的沟渠、河流,有的则是完全由人工开凿,用以连接这些既有的沟渠、河流。大运河与北京发生关联,则是隋炀帝在庞大的运河开凿的系统工程中,只是把其中的一条人工河渠——永济渠引到了北京境内。

  然而,这是不是在冥冥中预示当时的涿郡,会成为帝王之都呢?

  时间距隋炀帝接通永济渠的岁月过去了近700年,北京终于成为了帝王之都。此时,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资,驻扎北部边境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战物资,仅靠北京湾及周边州县的物产和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元世祖忽必烈综合南北方经济发展需要以及考虑到对南方实施有效控制等重大因素,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批准了丞相伯颜的奏折,下令修建和整治南北运河的各段。于是大运河迎来了第三个阶段,即京杭大运河时期。这时,北京才正式确立了在中国运河体系中的地位。因为,京杭运河政治意义上的起点或者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终点终于正式落户北京城,当然这和北京作为首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开通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从安山经寿张至临清,开通了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南自杭州,北至天津,大运河基本贯通。此时,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漂”到了通州,加上从海路运来的数量不菲的漕粮,都统统堆积到了通州,但那时坝河的运输能力少则30万担,多则50万担,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余里旱路进京。除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之外,如遇雨季,道路泥泞、“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运输效率则更为低下。至此,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来解决这最后四十里的“瓶颈”问题。

  在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之前,水源含沙量极大的永定河,萧太后(运粮)河、金口河、闸河等时断时续,逐渐淤塞而不足为靠。郭守敬重开的“坝河”的水源来自玉泉水系,虽无泥沙之扰,却也水量不足,维护艰难,运量远远不能满足漕运的需求,同样也不足为靠。在巡察了大都的水资源状况和周围地形特点后,郭守敬提出了修建通惠河的规划,总体建议是扩大上源,引白浮瓮山河入积水潭,经玉河南折,接闸河,打通大都城海子和通州白河的水路交通。忽必烈极为重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命丞相以下的朝臣全体“亲操畚锸”到开河工地,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工程全线竣工,漕船可以从三千里之外的杭州直达“海子”(现积水潭)码头。那时的“海子”堪称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漕船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海子”的水面。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看到如此空前的盛况,大喜过望,将这条人工河道命名为“通惠河”。

  元代的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浮泉,下至通州李二寺(里二泗)河口,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大体分为四部分。一是引导温榆河上游诸泉的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起自白浮泉(今昌平区白浮村北,北龙山下)至瓮山泊(今昆明湖)长约六十里。因元末明初几十年间无人维护,这条引水渠便完全湮废了。直到今天,驱车穿行于马池口、西闸、上庄、阳坊、亮甲店、冷泉等地,也无任何遗迹可循。倒是间或突兀出现的几棵大柳树引人遐想。有人抱怨郭守敬开挖的这段河道详情不可考,也情有可原了。二是扩建瓮山泊(今昆明湖)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瓮山泊在元代又叫七里泊、西湖、西湖景。原来是玉泉山泉水下流汇聚形成的湖泊。在元初郭守敬开玉泉时,就对这个湖泊进行了整治。修通惠河时,在瓮山泊进水口、出水口处都建了水闸,便于对水流形成控制,清乾隆时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白浮泉水不再引水后,昆明湖成了通惠河的唯一水源水库。三是在通航河道上修建闸坝工程。元代通惠河自瓮山泊以下,沿今长河、高梁河,入积水潭。然后从今鼓楼南面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下流出,经过东不压桥、北河沿、南河沿、过正义路东南行,经船板胡同、北京站,出东便门,接闸河至通州入白河(今北运河)。由于北京地面坡降过陡,水流无法缓流,容易走泄。为了“节水行舟”,元代郭守敬在沿河上下,每10 里设船闸一处,每处设上下闸门两座,上下闸门相距一里多。共建船闸11 处,24 座。从上游至北运河口的顺序是:广源闸2 座(修建通惠河前即有此闸)。上闸在今万寿寺东的广源闸遗址,有闸墙保存;下闸在今白石桥下,使用到清代才废弃。西城闸2 座。上闸即在今高粱桥前的石闸;下闸在护城河边,元末时废弃。朝宗闸2 座。都在德胜门水关至西护城河之间,明初废弃。澄清闸3座。又名海子闸,上闸在后门桥下;中、下闸在东不压桥胡同和北河沿胡同,明初不再使用。文明闸2 座。上闸在正义路北口;下闸在今台基厂二条胡同中间,明初不再使用。魏村闸2 座。上闸在今船板胡同东口;下闸在今北京站东南,明宣德年间废弃。庆丰闸2 座,又名籍东闸。上闸在今东便门外庆丰闸(该村2009年撤销),一直使用到了1965年才拆除闸墙;下闸在深沟村附近,明代中期废弃。平津闸3 座。又名郊亭闸,上闸即今高碑店闸,有闸墙保存;下闸约在花园闸村,于1969年拆除,中闸准确位置不详。普济闸2 座,又名杨尹闸。上闸在下闸以东四里老龙背村附近,明中期即已废弃;下闸在今普济闸村,1987年拆除。通州闸2 座,又名通流闸。上闸在今通州新华大街与人民路交叉口;下闸在通县南门外明代称南浦闸的位置。河门闸2 座,又名广利闸。在张家湾上下游,亦早已废弃。上述二十四闸,都设有闸官、闸夫管理。通惠河初建,均为木闸,运行十几年后木多朽坏,漏水严重,影响节水行舟。元至大四年(1311年)开始将木闸改建为砖石闸,泰定四年(1327 年)基本改建完成。

  明代,北京城垣改建,从澄清闸以下到魏村闸河段被圈入皇城内,致城内不复通航,明正统三年(1438年)修复通惠河,新建大通桥,改由东便门外大通桥为通惠河起点,其后,在大通桥北岸开支河,漕船可达朝阳门和东直门。这些漕闸除元末废弃西城闸之外,朝宗闸、澄清闸、文明闸、魏村闸、庆丰下闸、普济闸上闸等均于明代废弃,这和明代城墙变化有关,也和上源水流量不足有关。如今只有万寿寺东面的广源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还能依稀看到当年通惠河上这些闸门的建筑样式。如果现在从北河沿起,经正义路口、台基厂二条,再南拐船板胡同骑行,绝少人会想到自己是在运河故道上行走,就是跟原住民打探道儿,问起某闸某闸,他们的脸上也只剩下莫名的惊诧了。四是通惠河与白河衔接工程。为了减少白河对通惠河的影响,元代建通惠河时将河口选在高丽庄里二泗村。而不直接在通州县城入白河。这样做,可以减缓运河的比降,使船队可以从白河直接驶入通惠河。

  到明代,由于白河河道的变化与通惠河部分河道的淤塞,明代巡仓御史吴仲将漕运码头设在了通州的张家湾,东便门外修大通桥,向北引支流至东直门。通惠河与白河中间建石坝,漕粮需经人工搬运到通惠河的驳船后才可以运入京师。

  清代,扩大上源,修闸、建坝,多次整治通惠河。至今在植物园曹雪芹故居西侧还可见“河墙烟柳”遗迹,这些石槽宽约半米,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收集樱桃沟泉水至昆明湖的“河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现代海运和铁路兴起,漕运日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贡粮改征纹银,通惠河漕运遂中止,并逐渐成为城市排水河道。

  民国以来通惠河还是北京城的旅游行船的河道。最著名的是东便门至二闸(即庆丰闸)“泛舟”,成为当时北京平民最向往的娱乐场所。

  新中国建立后,对通惠河进行多次治理。1958年,在高碑店村建新拦河闸即高碑店闸,1978改建,新闸位于旧闸之北。1965年至1970 年,疏浚展宽东便门至庆丰闸间的一段河道,河道底宽由10 米扩至27 米。1985 年9 月改建普济闸,新闸在旧闸下游430 米处。1993 年3 月开始,对通惠河进行全面治理。两岸均修建了污水截流管道,污水不再入通惠河。治理中,还对庆丰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进行了文物古迹保护。

  如今的通惠河的名字时常出现在耳边,大抵和通惠河北路有关,但道路的南侧,通惠河水面依然平静,曾经的辉煌无人与说,坦然地面对今天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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